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如果没有那个让人震惊的结尾——警察在一群孩童的暴力围攻下束手无策——充其量，只是一部普通的电影，它回到暴力的话题，并将之归于环境。

正是有这个意料之外的收尾，《悲惨世界》变成一部杰作。

它揭示了暴力的根源来自童年：暴力是养成和习得的，而非一时冲动；同时指出孩童在犯罪上的“优势”。

社会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孩童，即便他们犯下罪行——法律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的犯罪不认为是犯罪，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于是，一种“例外状态”被人为开辟出来。

在《悲惨世界》的结尾，警察面对孩童们的暴力袭击，无力还击（也不能还击）。

不对未成年人行使暴力，这不仅是伦理上的约定，也是被法律明文严格限制的。

相反，倘使对方是成年人，警察不仅可以用暴力回击“袭警”行为，甚至可以将对方击毙，而不必负法律责任。

孩童成了例外，孩童犯罪成为悬置法律的“例外状态”。

《悲惨世界》抛出了这个问题，又没有给予答案。

这是电影又一处让人觉得高明的地方，如同一份关于暴力的社会学调查论文。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没人知道答案。

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开幕在即，对于我们这群身陷疫情困境的影迷而言，或许是近期唯一值得期待的影坛盛事了。

趁正式颁奖之前，我们不妨再来围观一下今年的入围名单：第92届奥斯卡提名名单，有惊喜有遗憾。

战役尚未打响，最佳影片的公关造势已趋于白热化。

相比之下，“最佳国际影片”则似乎早已没什么太大悬念。

但尽管《寄生虫》的获奖概率最大，另外四部入围之作也同样不容小觑，包括《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以及我们今天要深聊的《悲惨世界》。

《寄生虫》《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而这还得从去年的戛纳说起。

相比往年，第72届戛纳电影节可谓少有的“大年”，昆汀、阿莫多瓦、马力克、奉俊昊、达内兄弟、肯·洛奇等名导新作纷纷亮相电影宫。

众多瞩目中，新晋导演拉·吉利的长片处女作《悲惨世界》竟出乎意料成为一匹黑马，从诸多大师手中夺得一座评审团奖。

而在影迷们眼里，这部影片除了能让人感受到如同斯派克·李当年拍《为所应为》时的锐气之外，更宝贵的是导演对暴力这一社会概念的认知，以及其对摄影机的独特理解。

影片《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法国位于巴黎北郊的塞纳-圣德尼省，这里通常被人们称为“93区”或“93省”。

因为其本身具有工人社区的属性，再加之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93省逐渐成为“治安灰色地带”，贩毒、卖淫、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率极高。

93省之于当今的法国，可谓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一方面，93省是大巴黎扩建政策以及法国移民政策的象征，再者从人权的角度出发，法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其弃置不顾。

但另一方面，从数据来看，93省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法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其本身发展前景较差，再加之当地治安管理的高难度，使得管理经费日益增加，这对于饱受极端组织恐怖袭击威胁的法国政府来说，确实是雪上加霜。

在这种“三不管”的境遇之下，93省演变出了一种并不法式的独特街区气质。

《悲惨世界》的开场片段无疑诠释了这一点：法国在世界杯夺冠后，不同肤色的人凑到一起，在凯旋门前集体狂欢；表象之下，拉·吉利规整的手持镜头，则在此营造出一种虚幻的幸福之感。

然而，镜头之间一动一静、景别之间一大一小的组接，在表现出渐进、有序的节奏的同时，也使得段落内视觉差异较大的不同空间被这种节奏强行“和谐化”了，这本身就是反和谐的，它与文本上的开场即高潮相呼应，形成极其反常的观感，使得观众愈发不安、焦虑。

这种影像上的不安感延伸开来，悄然演变为街区气质的基调，即“暗流涌动的危机感”。

随着三位警察的集结，镜头开始聚焦于他们乘坐的警车。

警车在此成为叙事的主舞台，警车内，三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警察在闲聊与执法过程中展现出个体之间明显的差异，三人在车内看似一片祥和，实际上一下车便漏了馅。

面对移民女学生，克里斯强硬而暴力，瓦达袖手旁观，斯蒂芬则不断劝阻克里斯不要暴力执法，主张和平处理。

随着三人矛盾的铺垫，“暗流涌动”的93省街区气质也被赋予到了车内空间以及这组三角关系上；警车由此被融入到街区之中，其外来者的形象也被弱化。

而警车外，大量的常规镜头下，通过警车的路径对街区大环境进行展示。

伴随着克里斯的“毒舌”，街区的多方势力轮番登场，与三位警察或是发生冲突、或是展开“合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街区生态关系的轮廓也渐渐明晰。

群体与群体间的尖锐矛盾潜伏在和平的表象之下，无论是警察、“市长”还是黑人孩子们，都不过只是街区舞台上的配角而已。

而“主角”的缺失似乎使得街区形象被蜕去一部分电影的虚幻感，更多地落到生活的真实当中，传达出“暗流涌动的暴力就潜藏着我们的生活周围”，由此观众的不安感被继续放大。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在展现街区时也加入了大量关于文化的注脚：持有无人机的黑人孩子在周末被父亲要求“到外面去，即使什么都不干也好”；克里斯对雨果《悲惨世界》的调侃；穆斯林对街区事务的干涉，等等。

这些看似戏谑幽默的片段背后却隐藏着沉重的社会问题，工人阶级对后代教育的忽视、警察治安管理的无力、宗教团体的膨胀，导演将最有力的社会表达融入到最平常的概括中，宛如社会的解剖镜，缓慢有力。

幼狮的失踪则象征街区内“权力的游戏”的开始，从马戏团偷走幼狮的孩子一时间成为权力的漩涡中心。

这场意外调动起全片铺垫的所有冲突，警察、帮派、宗教团体对幼狮的争夺，实质是对街区管理话语权的争夺。

在不正当的权力斗争中，暴力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只会愈演愈烈。

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一方面，孩子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正常教育，反而遭受了对心理造成极大创伤的暴力恐吓；另一方面，品尝过昙花一现的权利滋味的孩子，显然对权力也有了依赖性，这些都无疑在孩子心中埋下新的“暴力种子”。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野蛮规则在现代社会也依然适用，人类社会的暴力似乎陷入了一种悲剧性的循环之中。

旧的暴力还无法解决，新的暴力便早已应运而生。

既然“暗流涌动的暴力”已愈演愈烈，那么接下来就只剩趋于爆发。

在基本交代完主要人物关系之后，导演安排了多场激烈的追逐戏，将观众原本沉默的感官瞬间调动起来。

持续跟拍过程中依然保持镜头稳定感，使得画面产生一种新闻纪实效果，同时又大胆运用跳切，稳定之余不忘强化场面的混乱。

暴力的真正爆发则来自于那场孩子和警察的“追逐战”，手持镜头的晃动感在这场戏中达到了峰值，和喧嚣的打斗一起将影片推向第二个高潮。

而当瓦达打伤孩子时，与叙事上的高潮相反，视听选择了“沉默”。

镜头在三个警察的面部来回游离，通过外部事件，再一次强化三人的差异。

随后，加入大远景无人机航拍、嵌入新叙事线索的同时，极力地制造出一种去情绪化的客观感。

这实质上是前半段对街区描绘策略的延续，越是暴力越是冷静，这便寓意着暴力的永无止境：“高潮之后，显然还有更多的暴力正蠢蠢欲动。

”

高潮暴力冲突下，导演选择暂时冷静，这使得摄像机的外部角色属性被平稳感大大消解，似乎眼前的暴力并不是摄像机面前的表演。

经过长篇幅的铺垫之后，他们已然成为这个街区鲜活存在的个体；而潜藏于日常生活的暴力，被“自然”地戏剧化表现，并为观众所接受。

在影片的后半段，导演将这种循序渐进的暴力表现节奏发挥到底，在看似一天终于结束、趋于一片祥和之后，将冲突再次推至极点，一切又因此沦入万劫不复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利的摄像机在电影中时常变换着不同的身份。

在前期铺垫街区群像的时候，摄像机像是一个窗口，观众通过这个窗口客观地注视着街区中的一切，影像由此产生了高效的概括效果。

随着主要环境的铺陈结束，摄像机视野变小，关注点由外部大关系转为内部小关系。

此时的摄像机则变为显微镜，细致地剖析着几个团体间内部的矛盾，将文本上的注脚高度视觉化，某种程度上也服务着叙事。

而激励事件发生之后，摄像机运动方式产生急剧变化，运动镜头数量增多，小景别使用频率提高。

摄像机在导演的掌握下展现出极强的侵略性，街巷、室内、人物身上，无处不存在着摄像机高速运动的痕迹。

而第三人称视角的强化使得摄像机在暴力冲突中逐渐演变为一个“在场”角色参与其中，它像是暴力团伙的一份子，有着自己的立场与观点。

但导演拉吉·利显然不满于此，在“在场”角色的确立之外，他又确立了一个“不在场”的角色：“无人机。

”无人机凭借其广阔的视野，以及不直接介入冲突的处境，同步概括着街区冲突的所有。

如果说摄影机展现的是客观，那么无人机展现的便是客观的客观，即所谓的上帝视角。

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在同一场戏中营造新的对抗感，将暴力冲突进一步延伸到了影像空间之外，深入到观众的思维当中。

最后的“楼道战”段落则是摄影机身份的大集合：一开始，常规的巡逻下摄影机保持着与前段“平静窗口”的同步，而在诸如满载的推车、水枪、鬼鬼祟祟的人群等暴力元素反复出现后，摄像机又成为了显微镜，回到了车内警察的三角关系中，展现着三人面对不安的不同表现。

而当警察进入楼内时，摄像机又恢复了暴力冲突下的“侵略性”，随着听觉的先行嘈杂，摄像机迅速脱离警察视角，在冲突双方以及各种暴力工具之间来回穿梭。

此时此刻，它聚焦于个人并不是为了叙述人物，只是为了捕捉暴力下人物的短暂情绪。

而大多时候，摄像机不去聚焦于人，它只专注于燃烧瓶与闪光弹，将冷暴力发挥到极致。

虽然《悲惨世界》在文本上与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并无直接关系，但在电影的最后，导演还是选择了落在雨果《悲惨世界》的价值倾向上：“没有邪恶的人，只有邪恶的滋养者。

”可惜的是，冰冷的文字在燃烧瓶的无情火光中显得格外无力。

事实上，暴力是永无止境的轮回，一旦开始便注定着你来我往，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能轻易地成为邪恶之人。

我们似乎无法用善恶的二元对立来评判这个萧条街区的居民，他们行走着，不知将步入深渊还是理想之乡。

相比于对雨果《悲惨世界》中真善美的美好向往，或许《悲惨世界》的序言要来得更为实在一些，他写道：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我们的文化和制度语境里，片中警察混乱中开枪打伤小孩，基本算是正当的。

这帮小孩的野性和不可控，是我们的文化和制度不能接受的。

西方法律或公民意识里对执法行为的合理性与边界线的争议，在我们这通常被简化为“你有没有配合执法者”的问题，没有，就是你的错。

片中宗教和种族对立的移民社区，人性自由伸展，维持基本生存法则，在剑拔弩张中保持和平。

这种管理方式，有点类似于西方初期对待疫情的态度——既然接受了不能（短期内）绝对控制的现实，那就采取措施防止它彻底崩坏。

对待人性亦是如此，他们接受了人性复杂的现实，不去试图完全控制它，而是防止它沦落到法律不能容忍的程度，因此西方能够允许片中那样的移民社区存在。

这种文化差异，正是我们的主流社会，不能接受难民或是那样的移民社区明目张胆存在的原因之一。

我们需要一切都可控被控。

看完着实是感触良多。

电影本身很像纪录片，可是只要是认为拍摄的，就无法避免哪一种角度带入更多的问题，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对观者影响了观者的判断。

好与坏，善与恶是评价任务的最低标准，因为这是一个无法被度量的概念。

如何在法律与人性之间平衡自身的欲望才是正真值得被探讨的话题。

毕竟再恶的人也有善，再善的人也会做恶。

可能在无数个善与恶的念头之后，流血和流泪之间，人类才一步步地探索出最适用的规则，敬畏规则，我们可能才会更进步。

我们向往自由，和平，但这不代表我们要放弃一切。

我们都在探索，世界可能会因为我们的探索变得更好，或者可能更坏，但无论怎样，我们都不能停下我们的脚步。

“我想相信你们，但避免不了怒火。

” “Mes amis, retenez ceci, il n’y a ni mauvaises herbes ni mauvais hommes. Il n’y a que de mauvais cultivateurs.” VICTOR HUGO LES MISERABLES

Q：您在蒙费梅伊（Montfermeil）长大，曾多次拍过关于蒙费梅伊的纪录片，以及一部名为《悲惨世界》的短片，这可以说是同名长篇的序曲：您拍摄这座城市的方式有什么变化？

把它拍成一部故事片的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A：我一直都在拍摄这片土地，17岁时，我拍了第一部短片，19岁时，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我现在39岁了，拍来拍去，已经20年有余了。

我为什么要开始拍东西呢，很简单，因为它吸引我，然后慢慢的，这个想法就开始成形了。

刚开始，我拍的是警察，在美国这种行为被叫作“copwatch”，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词。

我拍他们，是因为我住在一个很复杂的街区，警察们常常滥用职权。

我拍了很多视频，然后把它们传到网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些视频是有影响力的。

我成了警察的眼中钉，他们一来，我就拿出摄像机。

他们远远地看到我就喊：“注意，拉吉来了！

” 他们讨厌我。

直到2008年的某一天，我拍下他们正在殴打一个铐着手铐的小男孩。

第二天，我就被叫去警察局了，被要求交出这个视频。

他们看了视频之后，意识到遇到麻烦事了。

当时大概有20多个人围着我，然后威胁我… 我对他们说，视频可以留下，我也不会把它传到网上。

当然，来之前，我已经把视频拷贝存底了。

放我走后，我就去了Kourtrajmé（译者注：是一个关于视听艺术的组织）在蒙特勒伊（Montreuil）的办公室，跟他们解释了我的情况。

大家聚起来，开了个会，决定打电话给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的父亲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

他建议我们去找Rue 89 (译者注：法国一个新闻网站)。

然后，我们通过Rue 89发布了那个视频。

一经发布，便引起公愤，媒体开始关注，检察机关成立调查组，涉事警察被停职。

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因为一个视频而被停职。

《在蒙费梅伊的365天》这个故事，可以算是《悲惨世界》这部电影的一个起点：我意识到了影像的力量，我的摄影机是一把武器。

拿起摄影机的我就是这个街区的眼睛。

电影里巴兹（Buzz）这个角色是我的儿子饰演的，也是一个现代化版本的我，用无人机拍下城市的地理风貌、结构类型，以及城市的偏僻程度。

所以，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就有拍一个故事片的想法了。

在此期间，我仍继续拍摄，比如关于2005年骚乱事件的《在蒙费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关于非法交易大麻的《Go Fast Connexion》(2008); 为了拍摄《在马里的365天》（365 jours au Mali, 2014）去马里呆了一年，拍下了当地发生的一些冲突；还和斯特凡·代·弗雷塔斯（Stéphane de Freitas）一起拍了《大声说出来》（À voix haute, 2017），是关于辩论比赛的纪录片… 拍这些影片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因为我既没去过电影学校，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专业培训，所以我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另外，我还有一个压力，就是跟我同在Kourtrajmé的朋友，罗曼·加夫拉斯、金·沙比荣 (Kim Chapiron)，都已经有自己的长片作品了。

我感觉我也得拍一部，拍一部给所有人“开罚单”的电影。

Q：所以您并不急，一直在养精蓄锐？

A：是，也不是。

我需要时间来准备，但同时我也很想拍一部作品。

要拍一部长片太难了，像在战斗一样，尤其是拍一个这样的题材。

然后“蒙费梅伊的拉吉·利想拍一部长片”这件事，也不是任何人都关注的一件事… 还有要拍一个城区，拍这里的警察暴力，以及这里的悲惨，是非常复杂的。

即便如此，我们仍在坚持，在斗争。

我找了两个制片人，Toufik Ayadi和Christophe Barral，向他们解释了我的计划，并表达了我不想为制片公司拍，而是想拍一部独立电影的想法。

他们找到了资金，并且任我自由拍摄。

那时候，我已经写好了一个短片的剧本。

对我来说，这是迈向长片的准备阶段。

然后他们跟我说，先拍成短片吧，看看会收到什么反响。

最后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参加了150多个电影节，获得40个奖，《大声说出来》和这部短片都被提名了当年的凯撒奖。

有了短片的成功后，我以为，我们能轻松筹得长片所需要的资金，大概3百万（欧元）。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进展并不顺利，也没有收到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资助，最后3百万的成本被缩减到140万。

《Go Fast Connexion》Q：但我们并没有觉察出来这是一部成本只有1百万的电影。

A：虽然资金不足，但我们还是能找到解决办法。

这个街区，是我生活的地方，我认识所有人，可以找他们帮忙，我们动员了大概有200多人。

拍摄团队人数不多，我不太想让团队人数超过40人，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一个人就能负责化妆和发型这两项工作，完全足够了。

但是，整体都非常有组织，正规，还申请了拍摄许可，等等。

我是第一次这样拍电影，之前走的都是野路子。

不过，如果在其他地方拍，这预算肯定不够。

Q：为什么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拒绝资助呢？

A：我不知道… 我听说，他们不会资助一部郊区小孩控诉警察的影片（笑）。

但，其实，这不是电影想讲的点。

Q：但，还是有人觉得电影的结局会带来一些麻烦。

A：肯定。

有人问我：“您不觉得这个结尾有点奇幻吗？

” 我跟他们解释，剧本从开始到结尾都取材自真实的故事。

最后一幕，我亲眼见过，就在我家楼道发生的事情，和电影里的情况一一模一样。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奇幻故事，是真实的。

他们一阵惊慌，但是… 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Q：您为什么突然把叙述视角换到警察身上？

这跟您之前的作品都有所不同。

A：是的，我通常都把视角放在他们的对立面，我也知道，人们期待我拍出一部反警察的电影。

有一次，电影映前点映，观众中有一位是警察，映后交流环节他拿到话筒说，他被电影说服了。

他在看预告的时候，也觉得这部电影会是一部反警察的电影，但是看完以后，发现不是他想的那样，觉得既惊讶又感动，同时以他自身经验考量的话，电影里讲的东西很准确。

我觉得通过警察们的视角展开情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来的警察，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通过他们的眼睛，观众们也跟他们一起开始探索这个街区。

只有生活在郊区的人才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外面的人都一知半解。

我想为大家提供一个浸入式的体验。

《悲惨世界》剧照影片中，大概有四十分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可看的地方一点也不少：居民、地理环境、城市结构、各方势力… 这么长时间的铺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铺垫，情节才能继续往下发展。

但也因为非常想保留这个铺垫，开拍前遇到的阻碍也不少：他们对我说，根据剧作法则，五分钟之后就情节就必须开始，否则观众会分心。

我才不管什么剧作法，我不能让这些规则束缚住我的手脚。

我认为没有生活在这个街区的人需要先观看这些铺垫，因为他们了解郊区的方式不外乎都是通过媒体，政治，或者一些具有陈见的电影。

我的电影里，没有任何武器，没有嘻哈音乐，没有毒品，我们尽力在规避这些东西，同样也是因为担心讲这类事件讲得不够准确。

我还尽量让对话也符合真实情况。

当然，台词是写好的，但演员可以根据这个台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如果他们觉得那样说更好的话，只要是准确的，哪怕一个镜头要拍上17次都没有问题。

Q：您跟亚历克西斯·曼蒂（Alexis Manenti）和吉奥达诺·戈德里尼（Giordano Gederlini）三个人是如何一起创作剧本的呢？

A：我和亚历克西斯一起写了一部短片，我们有一些点子，可以写对话，但我们觉得还需要一位真正懂得技巧和结构的编剧来帮忙。

于是我们联系了吉奥达诺。

Q：在写作时，你们已经想好事件发生的地点了吗？

A：是的，地点的选择很简单：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只要去真实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就可以了。

最后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我的楼梯间，所以就在我的楼梯间里拍摄了这个场景。

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呢？

《悲惨世界》剧照Q：“市长”（Le Maire）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吗？

A：当然是了。

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无论是事件也好，人物也好。

像“市长”这样的人物，在任何地方都有。

他在当地保证社会安定，管理着所有人。

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会把他叫来，然后他会安抚人们的情绪，同时他还管理着一群小混混。

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人物。

Q：这是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一切都建立在各方力量的平衡之上，但这种平衡很脆弱，有利己主义在里面；主角们之间互相怀疑，拼命让对方身陷困境。

结尾处的孩子们反抗的也正是这一点。

A：完全正确。

各方力量的顾虑就是不要打破这种平衡，所以人们必须要沟通。

这是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很多的妥协，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互相对话。

这并不是说时刻都会出现问题：在电影里是一个案件，发生在一天时间中，但很显然实际情况并非都是如此。

这是一些被政府完全放弃的街区，而当人们被抛弃的时候，就要自己找到一种组织的方式。

这些人互相交谈，因为他们必须要交谈。

这并不代表他们互相喜欢；相反，他们互相厌恶。

但他们会交谈，即使跟警察也一样。

《悲惨世界》剧照Q：孩子们揭露的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伪善，这部电影真正的视角就是孩子们的视角。

A：是的，这首先是一部关于童年的电影，关于在这些街区里长大的一群人。

电影从一群孩子们开始，他们手里拿着国旗，要去支持世界杯上的法国队；结束于同一群孩子指责作为法国象征的警察。

这些孩子是下一代人，一切都要依靠他们。

我的电影是对政治界发出的一声警报，因为他们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

我想要保留一个开放式结尾，因为我想问一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是坐下来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还是任凭情况恶化？

对我来说，这个结尾表达的是我们仍然怀有希望。

Q：不过，最后的镜头并不是呼唤对话，您拍的是一场暴动：这些孩子们反抗整个世界。

A：是的，这是一场孩子的反抗。

不仅仅是反抗警察，而是反抗一切形式的权威。

因为他们处在一种绝望的情境中。

我们怎么会不理解他们呢？

我让电影结束在一个孩子手里拿着酒瓶火焰弹，但我展现的是酒瓶还没有爆炸，而只要它还没爆炸，就还有一点点希望，还有一扇打开的门。

Q：但孩子们的行为是英勇的：他们就像街垒上的伽弗洛什（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孤儿）。

A：是的，他们就像伽弗洛什，我们可以这么看待他们。

Q：《悲惨世界》与25年前的《Ma 6-T va crack-er》（1997）有些相通之处，导演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cois Richet）在这部电影里将暴动的激情载入了郊区的历史中……A：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悲惨世界》剧照Q：最终，孩子们反抗所有控制这一街区的力量，然而街区中的重要人物莎拉（Salah），这位昔日的黑帮头目、如今的虔诚教徒却没有出现。

为什么？

A：因为莎拉是浪子回头，现在想要做个好人。

而孩子们明白这一点。

巴兹一开始冲进他家把视频交给他，就是因为信任他，他认为莎拉不像其他人那么坏。

Q：他被塑造得像一位智者。

然而他的第一次出场却带有喜剧色彩。

A：对，这个镜头很搞笑。

莎拉很清楚这个可怜的警察是被两位同事开了玩笑，所以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把玩笑继续开了下去。

这也让他和膏米(Pento)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Q：但莎拉究竟是什么身份？

一开始警察们提到了“穆斯林兄弟”（Frères muz）。

A：人们一听到“穆斯林兄弟”，就会想到埃及的穆斯林，但二者完全没关系。

这只是一种对留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教徒的称呼。

莎拉不仅是一个宗教首领，也是一个开店的商人。

媒体中描绘那种会哄骗小孩子去参加伊斯兰圣战的宗教信徒，我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在蒙费梅伊见过。

城市里的教徒们，其实是一些扮演社会角色的好人。

当年轻人惹出什么问题时，他们就会来说：你们噪音太大了，你们破坏了邻里关系，来清真寺吃点小点心然后接受一点训诫……仅限于此。

人们看到留大胡子的人，会立刻想象这些人想拉年轻人入伙等等。

然而这是一些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不会做坏事，因为他们遵守道德，不想作恶。

孩子们在结尾针对的是那些恶棍：“市长”、警察还有“钳子”(La pince)的人。

与他们相比，教徒们是善良的。

这让人很困扰，但这是事实。

现实中的莎拉在蒙费梅伊，居民们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他，因为他们觉得他比警察更值得信任。

《悲惨世界》剧照Q：他真的叫莎拉吗？

A：是的，就像“钳子”叫“钳子”，“市长”叫“市长”一样……我改动了几个地方，但不多。

“市长”有一件足球球衣，上面印着“93省市长”，而且我在短片中告诉大家，是他扮演了他自己的角色。

Q：那吉普赛人们呢？

A：您可能看过Clash of Gitans的视频，讲的是Lopez家族。

我跟他们接触过，曾去他们在尼姆的住所看望过他们，这太疯狂了。

我对他们解释说我想要拍一部电影，他们不理解；我又给他们看剧本，但他们不识字，于是我给他们讲了电影情节。

我跟他们做了初步尝试，发现效果非常棒。

Q：一切都是真的，但一切都带上了传奇色彩：狮子，吉普赛人们……A：再次说明，我什么都没有虚构。

之前某段时间流传着一个传奇，说树林里的人们有一只狮子，不要回到城市里，人们会被狮子攻击等等。

这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这个狮子的故事是真的，您看（他向我们展示了手机上的一张照片），这是18岁的我跟狮子的合影。

Q：是您偷了狮子吗？

A：不，是一位朋友……但事情的经过就跟电影里一样：我们把小狮子养了一个星期，吉普赛人们带着枪来了，警察们到处找这头狮子，在《巴黎人报》上还有一篇文章。

这在当时我们那里是一件大事。

《悲惨世界》剧照Q：这部电影真是一本回忆录，所以才如此强烈，因为这是真实经历，很有感染力。

A：这就是我想做的：讲述我所知道的真相，以及这些年来我看到的所有事情。

我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我想把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方式带到虚构作品中：肩上扛着摄像机，靠近人们拍摄，每时每刻都保持节奏，保持运动。

我们用两台摄影机拍摄，因为我们没什么钱，然后我们就把日常生活拍进画面中。

如果有人在某个镜头拍摄时下楼梯并进入画面，我们就保留下来。

我唯一一次使用相机支架，是为了拍膏米和瓜达(Gwada)在酒吧里面对面交谈那个镜头。

把相机放在支架上让我感觉很烦。

Q：不过，警察们的身份信息比较重要，所以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

在创作的时候，您尽力避免过度夸张地表现他们。

A：除了这里之外都没有虚构。

我人生中被拘留过二三十次，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待过一段时间。

我明白那种坐在警车后排听他们讲烂笑话的感觉。

在警察局里带着手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这给了我观察他们的机会。

由于拍摄Copwatch期间大量的接触，我甚至跟扫恶组的一位警察成了朋友，如今他是我的好朋友了。

后来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即使是坏的也有一部分人性。

他们像这个街区的居民们一样，都是贫苦大众的一部分。

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境况，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尽如人意：薪水微薄，住在廉租房，欠债的时候住在郊区的小屋子里。

我也想要展现这一点：既然我想要公正，那就应该对所有人都公正，包括警察在内。

《悲惨世界》剧照Q：Jeanne Balibar的加入是电影里一个真正的惊喜。

她在蒙费梅伊拍摄时（《奇迹蒙费梅伊》Merveilles à Montfermeil，编者注），我帮她改善了拍摄环境。

由于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刚好这个角色还没有找到演员，我就提出让她来扮演。

有了她的加入，电影就完美了。

Q：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创建的电影学院。

A：这是一所免费的学校，不需要文凭作为入学条件。

它目前在克利希丛林市的美第奇工作室（les Ateliers Medicis），但我们将会在一月搬到蒙费梅伊的新校址。

这些日子我忙着面试，因为第二学年从十月底开始。

有2000位候选人竞争50个名额，专业包括导演，编剧，制片，后期制作和艺术/摄影。

有两位教授，大师课的所有时间都是跟电影界的专业人士一起上。

今年，我们扩大了规模，继科特迪瓦、马里、布基纳法索和摩洛哥之后，我们三月份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开设了一所学校。

2020年9月我们要在安古兰（法国）开设学校，还要在中国和巴西开设。

尽管资金有限，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缺少资助（尤其是缺少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的当地政府的资助）的情况下，跟其他的电影学院竞争。

但这正在一步步实现。

在戛纳电影节期间，CNC了解了情况，并决定给我们提供帮助。

去年，也就是第一年，我们培养了三十位年轻人，制作了五部短片和两部长片。

看到这些成果，我们对这个项目更加充满信心。

看了这片子才知道香港这将近一年的动乱给我造成了多大的PDST。

香港的青年们就像这帮法国小孩儿一样，以为做着游戏的在“玩火”，太多的桥段，太多的镜头都让我闪回2019年的夏秋。

后座的人看到拿着点火的自制燃烧瓶和小孩儿围殴警察时发出刺耳的小声笑声，怕不是去年的自己或者伙伴也都做过相同的事情得意油然而生？

电影拍的不错，以小见大揭露现实引人深思，看的人压抑。

每个人的行为单独来看其实都有着法律或者道德上的合法/理性，小孩儿想解救狮子所以盗窃，警察执法所以抓小孩儿，小孩儿们救助同伴所以暴力抗法，暴力抗法成度过当另警察不得不开枪…人类社会就是有不公不义，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乌托邦从来都只在想象力。

但你不能说警察不公，不能说小孩儿不义，怪谁？

雨果说了，怪“种下恶果的人”，那么谁是种下恶果的人呢？

哈，还是怪这个体制吧，那可是资本主义制度呢，这解释合理吧，甚至还有点熟悉的味道哈。

2020年是公知现行元年，在香港的经历，让我看到小孩儿们第一次群殴警察被误射时竟然希望警察怎么没把他打死？

这个Issa他就是黄只蜂呀（黄还不如Issa有尿性，只会满世界找白皮人摇尾祈求八国联军来攻陷自己家）人类社会是复杂的，警察需要维持秩序，举着“违法达义”大旗教育年轻人的人都是罪人，提出“坐监让年轻人的人生更丰富”的人应该带头示范，他们都应该受到命运的惩罚。

不要说暴徒只是孩子，孩子没有爹妈？

爹妈不会教就应该由社会来教，会生不会教的爹妈，也应该得到惩罚。

觉得外国人在叙述这类题材的时候着眼点总是怪怪的，好好的社会发展够了，非要带着伤痛感去自我鞭打，瞅瞅巴黎现在都穷成什么样了？！

经济发展不来就要从政治上开始作妖？

“皿煮是个好东西”（回想起香港人去年在尖沙咀组人链用蹩脚的普通话阴阳怪气的说这句话我就恶心到全身颤抖）想到白皮人那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的优越模样又恶心的要死→可以参看这个视频https://b23.tv/BV1LW411B7bR哎气的要死，看这个片子反正满脑子都是香港人这一年多来得样子，更深刻的认识到p民们真的都像蝗虫没有头脑，香港动乱的开始，有人被压迫的活不下去么？

有人活着好好的就失去自由了么？

有人比白毛女受得罪还大么？

用脑子思考，用理性复盘。

做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比有什么投票权皿煮自由要重要的多的多。

如果香港人还想接着闹，沉默的大多数接着做“李姐”（理解），接着说“他们还是细佬”，那动荡的社会，贫困的人生，颠沛的生活，就在那等着他们，祝他们早日美梦成真。

总结一下的话要套后殖民话术，边缘群体的获得国家层面的承认不够而催生了动乱和不满，因为未能从正当合法的传统路径中获得承认，边缘群体只能通过非正常的方式，如运动、暴力、反抗等重新发现自己的主体性，迫使国家机器承认自己的存在。

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的权利是与所有人的权利所协调一致的，每个人对于他人都具有社会团结义务，对彼此负有最低限度的义务的承诺。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公民权利义务的意识首先从个人和其他主体的相遇生发出来。

孤独的自我意识遭遇了其他主体，此前知识纯粹认知性的问题转变成了由“为生存和死亡而斗争”构成的社会性故事。

主体意识到他们彼此间的相互依赖就必定进入斗争状态。

自我意识需要得到其他自我的承认，主体间的承认构成了获得自我意识的先决条件。

而承认在hegel的话语中是为了他者的利益而相应地限制某人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由此完成了从欲望到被承认的跳跃。

与主流的自由主义叙事不同，hegel的社群主义认为，自由王国作为一个公民自我实现的积极领域，让一个公民能够自由地对于自己的个性进行表达。

如果每个人都具有这种权利，能在社会世界中主张自己的（实际上是由由国家保证的）存在，这反过来又成为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

他者形成了外在的客观建制，个体之间的承认被推广到涵盖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的实在的领域。

然而，当一个社会将自己的组成部分限定在不充分的自由中，会出现相应的社会病态。

个体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推移到个人与国家之间或者族群（利益团体）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时，就是国家层面上的承认。

根据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个人与国家对话、族群与国家对话的交往行为在合理程式内进行通常会减少摩擦，但是这种合理程式是以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为前提的，承认未能达到，程序理性会崩塌，摩擦性矛盾随即爆发，即个体对于承认的需求性抗争、运动、暴力等非常规的手段展现出来。

这一冲突爆发的合法性深植在法国民权运动的进程之中，早在1793年雅各宾派的《人与公民权宣言》中就有所体现，该宣言从反抗压迫出发明确承认人民有“起义权”。

影片中主要体现的是互惠性的缺失——尽管少数族裔在巴黎的公共生活中承担了相当大的劳动和并作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理应得到承认，然而少数族裔并未被赋予平等的权利和认可，并未真正被接纳到法兰西民族之中，没有得到来自国家权力层面的承认，拥有的只是和基层官僚之间的互动和群体内部的自认。

骚乱和动荡在长期不被承认的不平衡之下爆发，恰好是互惠性没有得到践行的体现——国家没有对于个人的权利进行承认，个人因此拥有起义权。

身份的承认和认同：在影片的开头，非裔少年伊萨在全法居民观看世界杯夺冠的氛围中感受到法兰西公民这一身份的询唤，感受到与姆巴佩作为有色族裔和片中的足球少年之间的联系，甚至感受到与马赛曲之间的情感联系。

然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是否包含来自旧殖民地的移民？

开头群情激昂的狂欢场面与之后的动乱与暴力产生了颇具讽刺意味的对位。

移民从未得到承认，即使在国家可以利用移民个人的能力谋利之时也有深深的沟壑如文化、观念、偏见阻拦。

移民被视为闯入者、错位者和不合时宜的人，他们的国家认同是否与白人一致？

想象的共同体，即原住民对于外来移民群体的承认可能仅仅在影片的开始也就是非裔足球运动员为法国的国家荣誉添彩时存在，或者从根本上来说，不同族裔之间的相互承认的“共同体”从未存在过。

不同层面的承认与自认和否认：maire在影片中第一次出现是经由持种族主义观点的白人警察之口、以讽刺的态度说出的，“巴黎的市长也是黑人”。

然而很快镜头切换到市集中的画面，白人警察尽管并不尊重作为黑人社区老大的maire，也不得不称呼其名称，并对maire对于黑人社群的有效管辖和公共空间中所处的地位进行承认。

Maire在黑人社群中的广泛影响力和自我族群的称谓构成对于市长地位的自认。

然而在抢夺储存卡的冲突中，黑人社群与穆斯林社群和警方的决裂恰好又将此前表面上的脆弱承认撕裂开，白人警察“c'est moi， la loi”的宣告和穆斯林群体的对抗直接构成对于黑人社群掌权者地位的否认。

狮子作为意象代表什么：幼年的狮子可以被人随意控制、抚摸而毫无反抗之力，但是一旦狮子成年就会成为无法控制的暴力源泉。

小狮子是非裔少年伊萨以及群体的具象，也是暴力的具象化表达。

平民在国家权力机器之下往往成为“经常沉默的、权力机器的目标”，然而当非暴力手段在失权者手中失灵，神圣暴力就会通过突然降临来填补历史的断裂。

主体间的承认广泛存在于家庭、社群和国家层面。

影片没有仅仅聚焦于街头暴力本身，而是对于参与街头暴力的个体所植根的土壤也有展现。

手持国家机器之暴力的警察在家中也是父亲、儿子，非裔少年在家中也会受到父母的冷遇。

在市民社会层面，暴力的运用和政府的缺位也恰好是国家层面的失衡。

“在一个个人有责任尊重比起的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的民主的法律共同体之外，个人也被卷入了多种形式的家庭和工作关系之中——这些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危险——而在这些关系中，我们显然获得了我们自尊的其他面向。

”对于一个新加入的群体，如果国家想要通过干预去改善承认的条件，可能存在侵犯其他领域自主存在的条件的危险，这也是国家权力在巴黎郊区的运行处处掣肘的原因。

非正式权力的行使和主体性的重新发现：阿尔都塞的主体性论强调，个体只有服从于一种实践规则和为他们提供一种社会身份的角色归属的体系，才成为主体，也即能够认识到他们的责任和权利的人。

然而，这种对于顺从于已经确立的行为预期体系的自我观念的要求构成了对于社会支配的巩固，影片国家权力对于少数族裔守法的要求恐怕也是对于公民顺从与国家支配这一消除主体性的消极实践之体现。

相反，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正是通过对于合法的、正方的的权力运行机制的突破或者说通过非正式权力的运作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主体性。

巴黎郊区处于国家权力这一正式权力的边缘，也是国家权力在具体行政单位上运行的细微触角。

然而在巴黎的93省，这一权力的运行并非想象中的畅通无阻，起码在运行时是通过迂回的方式。

非正式权力的运行是巴黎市郊的常态，国家权力通常以既强势又妥协、既侵犯又回退的态度介入巴黎郊区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

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从未在巴黎市郊这样得到强烈的挑战和不承认，但是又在迎面挑战的过程中得到被动的强化和确认。

说明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确实是互动形成的，承认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探对方底线和不断妥协的过程。

影片本身的站位和象征意义影片并不是从中产上层学者的视角来审视法国的族裔和文化的断裂，而是 以伪记录片的形式，将视角在巴黎郊区的底层人民的不同群体上不断切换，尽力客观地反映不同族裔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历史的、殖民的、权力的、边缘的区隔和撕扯。

本片是左翼电影的一个代表作，也是后殖民电影的代表作，本质上是被压迫的移民者对于自身所处的族裔中的记忆进行的传递。

导演和参与其中的演员并没有迎合精英阶层和白左叙事对于一个受压迫的族裔在幻想，而是以具备完全充足的主体性的态度探入到事件的发展、冲突和升级之中，尽力以个人的能力和能量来斡旋、调解以促进事情的解决，无论是否使用了合法还是非法的手段，是否使事情得到解决还是让事态愈发脱离控制，都可以看到充分调动主体性而不是被动接受事情发生的努力。

作为少数族裔，巴黎街区的黑人团体、穆斯林群体和吉普赛人群体在主流叙事中往往是被边缘化和想象化的，需要西方父亲般的维护其利益并加以管理。

尽管从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移民的劳动极大支撑了整个社会运转体系的底层，但是移民并未模糊明显的种族界限。

西方的权力仍然被谨慎地控制着，上到国家主政者，下到细微的社区层面的社会控制，异族人仍然被小心对待和隔离。

影片给我们呈现的恰好是权利与义务在个人与国家的承认层面的断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古老的“权利-责任”范式是失效的，这可能说明了在政治哲学和行动哲学之间，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现实的断裂。

这或许是对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制的过度迷恋所造成的承认制度的单一化，并不是承认理论本身的问题。

如果想要进一步理解甚至消弭影片中乃至现实社会中的断裂和冲突，或许需要从非正式关系的相互承认，从族群、社区等碎片团体和交叉性的角度重新思考承认理论。

从2005年巴黎暴恐事件乃至发生在多个地区、多个民族文化圈层的冲突事件来看，政治权力通过广泛的、零散的、去中心化或者多中心化的政府或民间的组织网络来运作，这些前国家性的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道德原则并在国家权力下降之前就已经磨合运转。

社会正义的概念不仅应当遵从自上而下的国家机器的定义方式，而是根据相互承认的要求来界定的，而我们必须以历史发展和已经制度化了的承认关系为出发点 ，识别业已存在的社会伦理。

这片子在豆瓣评分这么高就离谱，事实上在巴黎住过的华人都知道93区是什么情况。

这帮人从生下来就吃着法国政府的各种补助：住房、医疗、教育、生育，包括各种现金补助，成长的日常就是偷偷游客的钱包、抢抢亚裔的手机、骚扰路过的中国女生，然后在社会骚乱中时不时快乐0元购一番，居然还要“控诉”法国政府是mauvais culvateurs...和HK废青一样，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说什么种族文化宗教受歧视的，照这个逻辑，最有理由控诉的应该是在法国生活的华裔移民啊，可是也没见人家打砸抢烧成天破坏社会治安啊？

你自己在电影开头都说了非洲老家多么野蛮可怕，抓到小偷就绑上活活烧死，那你在文明的法国还不好好珍惜眼前的生活环境，偌大个市镇只有三个警察巡逻，治安的脆弱已经可想而知了，还要进一步破坏平静生活的最后一丝底线，彻底回归荒蛮就开心了吗？

看了这片子导演的背景采访终于明白了，这么一个有着殴打女性、绑架和非法监禁前科的人能拍出这样的片子一点都不奇怪。

这片子获得戛纳的奖项和各种赞誉，只能说明法国电影界已经全面好莱坞政治正确化，吃枣药丸。

9/10非常惊艳的片子，唤起的情感如此炙烈以至于我在看到一半的时候不得不暂停，几天后才继续。

唯一的一点瑕疵可能就是在剧情推动和叙事情节上依旧有工巧的痕迹，但作为导演的处女作，我真的对他有很多期待。

其中最触碰到我的莫过于视听效果的沉浸感与叙事设计的抽离感。

如果说，镜头作为观众的眼存在，那么手持摄像机和大量的close-up无疑时我们以平等地姿态参与剧中各群组。

因此这里的平等不是以理中客的超越姿态打量各方，而是感知在现代法制缺位之处，不同的群体黏缠在一起形成的权力胶着形态。

因此当黑人儿童对着镜头扔石头，晃动的镜头不难让我们体会到警察即使手持枪支依然的慌乱。

而电影安排了发胶哥这个经典的“菜鸟”形象，通过他不断的发问、疑惑甚至质询，使我们不仅从情感上感认，也是从理性上意识到警察这个小团队中的权力逻辑及背后成因。

电影并没有遮掩警察的蛮横与霸道，但有趣的是这种野蛮并不是我们在学术讨论上从形而上角度解剖的所谓国家机器对于群体的垄断性武力掌控。

这里的子弹（以及警察身份所带来的其他武力特权和衍生的心理压迫“在妻子和孩子面前带走你”）更像是一个有限空间中，在群体和群体的野性斗争间，其中一方凭借本能选择的武器 — 而国家赋予警察这一职业的权力恰好是其中最顺手的一样。

就好像黑人警察在面对菜鸟警察的质问“这里的人都怕你们”时候的回答“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戴爷曾在讲座中提到，电影里“学校”的缺位 — 并不是没有学校，而是学校在他们生活中真正的缺席。

但我觉得这里缺席的不仅是学校，还有家庭。

当冲突暂缓，我们看到三个警察各自回归家庭，以非常经典的方式展露他们“人性”“温情”的一面，被毁容的孩子却只能坐在高高的垃圾堆上，望着nowhere沉思。

如果说，家庭的温情与支持某种意义上算是对警察们暴力一面的软性驯顺，那么被放逐的孩子以最兽性的姿态联合在一起，似乎也不足为奇了。

最后，比这部电影更值得深思的，是豆瓣里部分影评。

首先是片中的警察与其中的一个黑人老大谈判时所提到就是指2005年的巴黎大骚乱2005年巴黎大骚乱一、起因2005年10月27日傍晚约5点20分左右，巴黎以北克里希丛林市3名男孩为逃避警察追捕跑入一所变电站，不料却遭到电击。

15岁的巴努和17岁的齐亚德当场丧命，另一名男孩重伤入院治疗。

警方否认曾追捕这两个男孩他们去当地是为调查一起未遂抢劫案。

二. 事态发展1.法兰西岛陷入骚乱事后，数以百计愤怒的青少年走上街头，焚烧汽车和垃圾桶，打砸店铺和一所消防站，并与警方发生冲突。

参与骚乱的青少年向警察投掷石块，警察发射催泪瓦斯还击。

燃烧的汽车10月28日晚间，消防人员出动40多次，执行灭火任务。

冲突中，还有人持枪向一辆警察防暴车辆开火。

至当地时间10月29日凌晨两点，警察控制了局面，恢复了秩序。

警方说，约22人被逮捕，23名警官和1名新闻记者受轻伤，但不清楚青少年受伤情况。

冲突中，还有23辆车遭焚烧和被砸毁。

10月29日破晓后，克里希数百名居民在市政厅和事发变电站之间举行默哀游行，表达对两位死者的哀悼。

但混乱仍继续发生。

11月1日夜，巴黎周边数个郊区发生骚乱。

警方称，在塞纳—圣但尼省地区大约有69辆汽车被焚烧。

在赛夫朗市以及塞奈丛林市除了焚烧汽车外，有少数骚乱者向赶到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投掷石头，警察则用闪光弹驱散骚乱者。

巴黎北郊瓦勒德瓦兹省的东南郊塞纳·马恩省也发生零星汽车遭焚和警察与骚乱者对峙事件。

巴黎消防局在2日凌晨统计到的火灾数超过150起，主要是汽车、垃圾桶等起火。

法国内政部长尼古拉·萨科齐说警方1日晚和2日凌晨拘捕了34人。

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2月2日分别发表讲话，希望巴黎郊区骚乱地区民众恢复理智，并强调政府将采取严厉措施维护秩序。

11月2日晚的一整夜骚乱中，共有9人受轻伤，177辆汽车被烧毁。

暴徒还用石头砸了2列列车，导致3日上午巴黎与戴高乐机场之间的RER列车服务中止。

11月3日晚骚乱继续。

巴黎北部的塞纳-圣但尼省有骚乱者向警察与消防员开枪，但无人受伤。

11月4日发生骚乱的地区法国华侨华人会副会池万升2000平方米的仓库在骚乱中被烧毁，新到货的皮包全部付之一炬。

另一刘姓华商九千平米的钢结构仓库被焚，主要存放箱包首饰和丝织品。

11月5日骚乱已经漫延至法国其他城市

发生骚乱的全部地区11月4日，模仿巴黎郊区骚乱的小型暴力行为出现在了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和里斯，以及北部城市里尔和第戎市骚乱分子焚烧了5辆汽车，南部城市马赛则有11辆汽车在骚乱中被焚。

当晚全国有近900辆汽车被焚毁，其中巴黎大区近600辆，共有253名参与骚乱的人员遭到传讯。

11月5日早上，巴黎郊区奥奈丛林市大约2000至3000人参加了自发的游行活动，以默不作声的方式号召停止骚乱。

参加游行的人包括了各个年龄段的人，时间持续近一个小时。

法国内政部发布消息说，当日晚上，全国至少有918辆汽车被烧。

警方逮捕了186人 。

暴乱扩散到了法国首都巴黎市区，暴徒在巴黎市区烧毁了28辆汽车。

警方当晚在巴黎南部埃夫里地区发现位于废弃建筑物内的一个制作汽油炸弹的窝点。

法国司法部11月6日称，巴黎已有20多名参与骚乱的青少年被判刑。

法国警方发言人说，当晚暴乱分子共焚烧了1400多辆车，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36名警员受伤。

家住巴黎北部郊区的简-雅克·奈尔在试图扑灭家门口垃圾箱燃起的火时遭到袭击，被活活打死。

11月7日，巴黎附近的兰西市市长埃里克·拉乌尔宣布，该市自当夜实行宵禁。

当夜法国各地有1173辆汽车被焚毁，有330人被捕，有13名警员受伤。

11月8日，法国政府内阁上午举行特别会议之后宣布启用1955年制定的紧急状态法，授权各地方政府实施宵禁和禁止公共集会12天，警方有权突击搜查那些怀疑藏有武器的处所。

稍后，法国北部城镇亚眠宣布实施宵禁，从当晚零点开始，禁止16岁以下的人在每晚10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出门，除非有成年人陪同。

巴黎西部的奥尔良和巴黎以南的萨维尼安治河市也分别宣布宵禁措施。

法国官员表示，当晚被点燃的车辆数目下跌到617辆，有280人被捕。

11月9日，法国当局在巴黎以及三十多个城镇实施了宵禁。

法国内政部长萨科齐说，有120名外国人被判定参加了骚乱，因此他们将被立即驱逐出境。

11月10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为动用紧急状态法平息暴乱做辩解说，眼下当务之急是恢复法律和秩序。

稍后，法国内政部宣布将对八名警察停职调查。

其中两名警员被控殴打在巴黎近郊的新庭市被捕的一名青年男子，另六名为目睹了事件的警员。

事件被法国电视二台的摄影机拍摄到。

11月11日夜晚，共有380多辆汽车被烧毁。

两名警察受伤，162人被逮捕。

在南部城镇卡彭特拉斯有人向一座清真寺投掷汽油弹，清真寺遭到了轻度损坏。

巴黎11月12日格林威治时间上午9点到13日夜晚禁止一切公共集会，以防可能发生的骚乱，11月12日下午5点左右，里昂市中心地带的贝拉克广场发生骚乱，有大约50名年轻人袭击了售货亭并损毁机动车。

购物者急忙撤离这一地区。

大部分店主关门停业。

警察发射催泪瓦斯驱散数伙闹事的年轻人，实行了两次逮捕行动。

11月13日，法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IFOP所做调查显示，71%的法国人认为，总统希拉克不能解决导致骚乱发生的根本社会原因。

近四分之一的法国人认为，右翼领导人庞勒能实现这一目标。

里昂市警方同日禁止公众举行任何公开集会，防止有人趁机闹事。

但是晚上全国又有284辆车被烧毁。

115人被捕入狱。

11月14日，法国内阁会议提出申请，希望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3个月以对付骚乱。

骚乱以来，法国总统希拉克首次直接发表电视讲话说，骚乱显示了身份认同的危机。

11月15日，法国议会下院批准了政府把紧急权力延长三个月的建议。

11月16日，法国议会上院辩论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建议，把紧急权力延长3个月。

骚乱现场

骚乱中被烧毁的汽车(以上资料和图片来自维基百科)二：我自己的观后感（我觉得我的根本就不是影评，只是一些感想）本片从一只狮子的失踪开始。

马戏团老板发现自己心爱的小狮子不见了就去找当地社区的老大理论，在冲突即将升级的时候警察到场制止了冲突，并向马戏团老板保证会找到狮子。

于是两家就都各退让了一步。

警察为了解决冲突开始寻找狮子。

通过社交软件查出偷小狮子的是当地社区的一个黑人男孩。

但是在追捕偷狮子的小男孩的过程警察误伤了小男孩，且整个过程被另一个孩子的无人机拍到。

至此，事件变得复杂起来，一旦视频被曝光，警察的工作就可能不保了，而且可能会引起黑人团体的抗议。

所以警察不得已请求社区黑帮的协助来寻找无人机和拍视频的小男孩，无人机小男孩在警察的追捕下逃到社区另一个帮派老大的那里。

最终在老大的三明治店里所有的势力得到集合。

在新来的警察与三明治店老板的谈判下，老板将视频交给了警察。

这时事情看似得到解决了，但是在警察内部却爆发了冲突，针对视频的解决方法，三人各执己见，不欢而散。

晚上新来的警察将视频交给了开枪的黑人警察，让其自己决定视频该如何去处置。

问题在这里开始好像告一段落，三人又一起巡逻。

但是事情却远没有结束，无人机事件看似得到完美解决，但是平静中蕴含着大危机。

从黑人小男孩的角度来看，自己只是偷了一只吉普赛马戏团的小狮子就被警察追捕还被闪光枪击受了重伤，最后还被警察拎到马戏团哪里被人羞辱，恐吓。

不满情绪在男孩心中不断积累，他计划了后面针对警察的报复。

他集结街区其他对警察不满的青年和小孩向警察和黑帮老大复仇。

而影片在就在暴乱中警察与男孩的对峙下结束。

复盘整个电影可以看出导演是站在中立的视角去审视整个事件的，没有偏袒任何一方。

像斯派克·李在《为所应为》中对黑人社区的全景式展现，本片也对巴黎当地的黑人社区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并且也展示了社区里的暴力是如何一步步升级的和复杂化的。

电影用一只狮子的失踪案牵涉出种族问题的严峻，撕开问题表面的温情面纱，导演试图用两个小时时间告诉我们，种族问题似乎永远不能被解决，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这个问题就会像梦魇一样伴随在我们左右。

本片中开头就点出黑人小孩偷鸡被抓到警局（这也是为下面这个小孩偷小狮子埋下伏笔，小男孩偷鸡应该就是为了喂小狮子）还展现了当地的黑人帮派互斗争夺社区的控制权，吸毒贩毒（这里很有意思，警察说这里，原来是毒贩的老窝，但是伊斯兰教的人来之后，就把毒贩给赶跑了。

但是贩毒的没了，又来了妓女，我想伊斯兰教应该也不会允许卖淫，所以这里之前也发生过对于势力范围的争夺，不过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与警察勾结。

而影片对于警察的描写就更复杂，片中一共有着重描述了三个警察，三个警察各有指意首先是新来的警察他像误闯桃花源的渔夫对自己接下来所遇到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不解甚至愤怒，同时他又代表着有着同情心和有良知的白人参与到这一系列事件中。

而两个当地的警察则完全站在他的反面。

首先当地的白人警察就像以前的好莱坞电影中典型反派，他歧视讨厌黑人，好像是个种族主义者（影片开头与黑人警察之间的谈话可以看出，他宁愿别的国家的球员获得金球奖也不愿自己本国的黑人球员得到），他自私冷酷，枪打到黑人小孩他第一反应不是送小孩去医院，而是要去抢到视频，想到自保。

他与当地的黑帮勾结，无论怎样看，他都是不是一个好警察。

但是从他对新来的警察说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当地黑人与警察的暴力事件，他就成了暴力最虔诚的信徒并且对于黑人充满了厌恶。

这种厌恶夹杂着原本自己的歧视，导致他对于黑人发自内心的不信任与怀疑。

而最复杂的角色就是片中黑人警察，他成长于黑人贫民窟，是外来移民，但是对黑人小孩的那一枪就是他打的。

他自己幼时可能就被压迫，被侮辱，被歧视的对象而长大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开始压迫侮辱他人。

但他还是有同情心的，从他回家之后见到母亲的哭泣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挣扎。

狮子在电影中则是权威或者是权力的象征。

而偷狮子这一行为就有着冒犯权威，挑战原有权力的意思。

而男孩受到的伤害也如同权利迭代时旧势力对于新生势力的打压。

在电影结尾男孩反击的时候，参与这场爆乱的全部都是年轻人，而他们打击的不仅是警察，连赶来支援警察的两派黑帮的人也是他们的目标。

这就很像《上帝之城》的结尾，一派的衰落，另一派会迅速崛起，不仅更年轻还更狠，更不留任何余地。

就像轮回，一代一代轮回，永无出头之日。

电影《上帝之城》我们不能轻易用对错或好人坏人来进行评价判断这电影中的人物，整个事件是无解的，换句话来是无法避免的。

这背后折射的是法国移民政策对外来移民的影响在《法国“共和模式”移民政策的困境》（宿亮｜2015-11-10）这篇文章中写到：“法国的移民政策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与“民族大熔炉”多元文化发展模式不同，法国采取独特的“共和模式”，以制度化方式弱化移民的族群意识，以国家地域为中心强调基于“个人—政府”契约的公民身份带来共同性，以此同化外来族群，而不是突出族群的多元化特征。

换句话来说就是外来移民必须放弃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接受法兰西文化，语言，以此来融入当地社会。

法国政府所希望的不是文化多元共存，而是试图弱化族群特征，所以法国政府统计中，尽量避免把种族或人种作为基本统计的单位，法国的人口普查从来不用肤色来进行调查，结果就是不知道法国究竟有多少黑人，多少白人，多少黄种人，通过这种做法来以防移民有遭到孤立排斥的感觉。

这种做法受到很多质疑，人口统计学专家Patrick Simon曾在《世界报》文章中发问，要反对歧视新移民却不许用种族或人种作为基本统计单位来衡量社会歧视的程度和负面影响那怎么反歧视呢？

而且在战后，随着20世纪60年代开始，来自法国前北非殖民地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大量进入法国。

语言、宗教和文化上的较大的差异挑战着政府的移民政策。

法国人发现，新移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在“共和模式”下完成同化，这样的政策也给国家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在政坛引发争论。

右翼政党要求变革授予国籍的法规，怀疑新移民对国家的忠诚；左翼政党要求改善社会环境并设立专门机构协助“同化”移民。

不过它们都认为，移民无法融入是受文化、宗教或传统家庭关系影响。

陷入困境中的“共和模式”移民政策没有像其设想的那样给法国带来整齐划一的国家认同。

以“同化”做幌子，用“肤色无差别”的政策做掩饰，而非推动多元文化共生发展，这种做法反而加深了族群对立。

”而种族对立的的一大后果就是暴力事件的猛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上面所说的2005年的巴黎大骚乱。

这一事件也被看作是法国移民政策的破产，在这之后这一政策受到了广泛质疑，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审视本国移民政策。

这种矛盾性也在电影中有所体现。

电影的一开场就是2018年法国世界杯胜利大游行，所有人无论黑人白人都欢呼雀跃为法国的胜利而庆祝，一派和谐，而那个黑人小男孩也参加了胜利大游行，披着法国的国旗，我想那一刻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法国人的。

可是后面对于警察局与街区的展现以及后来小男孩所遭遇的一切却使前面的和谐成了最大的笑话。

这种反差似乎也在告诉我们移民要融入法国社会的艰难。

特雷弗·诺亚在《天生有罪》中说“在任何将种族歧视当作惯例的社会，种族融合这件事不仅质疑了这个社会的不公而且揭露了这个社会运转不良且不合逻辑这个事实。

”表面的和颜悦色，其乐融融是很容易的，但是到真的触及到不同种族的利益时就不再那么简单了。

电影的开头影片的结尾引用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句子，与电影的名字相呼应，也点出电影的核心思想，它让我们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而是从地理大发现时就留下来的殖民问题，是一个种族对一个种族的歧视问题。

这样的社会环境最终造成的恶果就是片中所展现的恶性循环，种族对立造成信任的缺失，信任的缺失加剧了种族对立，而这种对立情绪滋养了暴力，而尤其是社会的不平等，移民尤其是非裔移民的贫困更是助长了暴力。

所有只需要一个微弱的火苗，犯罪就会如同燎原之火，绵延不绝，形成浩大声势，经久不息，且不断反复。

而这样的暴力又会引发公众对于黑人抗争的反感。

而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该如何处理，这不仅是法国政府的问题，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问题。